由于工作關系，筆者經常前往各國企業的工廠和技術研究所，與現場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討論各種各樣的問題、了解現場情況。概括地講，在我的印象里，日本各個領域“制造現場”的核心實力即使到了20世紀90年代還依然在不斷提升，雖然歐美著名企業和中國工廠都在努力追趕，但日本在這方面的優勢仍然不可動搖。正如下面要提到的那樣，單就汽車產業的“一流現場”而言，無論是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在進行國際比較調查時所收集的統計資料，還是現場工作人員的自我評價，均證明了這一點，說明日本在這一領域仍具有明顯的優勢。

    而另一方面，到了20世紀90年代以后，日本經濟在泡沫破滅后進入調整期，宏觀經濟指數持續走低，金融系統更是處于崩潰的邊緣。不僅家電和電子業的許多著名廠商業績低迷，就連汽車產業的部分企業也因為虧損和債務不斷增加，而被迫加強與外方資本的合作關系。在這樣的背景下，外界對日本企業“產品制造系統”的評價也明顯降低。正是在這個時候，作為日本經濟低迷的典型代表，“日本汽車產業沒落論”開始浮出水面。而與之相呼應的則是“日本制造業沒落論”，因為“就連日本歷來最擅長的制造業都已經崩潰了”。

    與此同時，憑借數字信息技術這一“符合時代潮流”的革命性技術，美國經濟蒸蒸日上，中國的部分產業也開始以低成本為武器在國際舞臺上亮相。于是，傳媒界的“日本無用論”（Japan Nothing）以及日本國內的“全球化標準（Global Standard）追隨論”、“中國威脅論”、“日本空洞化論”等觀點相繼問世，極端悲觀成了人們評價包括制造業在內的日本經濟的主流論調。

    但是，在筆者主攻的現場管理領域，一直以來就對社會上的這種普遍論調表示懷疑。為什么這樣說呢？單憑筆者自己估計的數字和了解的事實就可以發現，在日本仍有許多一流的生產和開發現場，它們正在迅速提高生產水平和進一步縮短開發周期。根據這一觀察結果，反倒可以講，這些頂級制造企業面臨的最大問題只是不平衡，也就是說生產現場的實力仍然雄厚，但最終結果卻是未能在產品市場上得到好的評價和財務業績。這其中存在著多方面的原因，比如說日元升值、經濟不景氣、企業戰略失敗、營銷戰略失敗、財務上的失誤、缺乏品牌力度，等等，總之與“制造業全面崩潰”并無絲毫關系。

    總而言之，日本經濟出現的整體不景氣、金融系統危機、半導體與電子等部分行業的全球市場份額下降，以及許多企業的財務業績惡化等現象，都是不容爭辯的事實。但是，這些與“制造現場實力”的起伏并沒有必然的聯系。盡管如此，當今輿論對日本的生產和開發現場的評價，還是緊盯著宏觀經濟指標和企業財務業績等最終結果，時好時壞的傾向十分明顯。從20世紀80年代“日本式制造體系推崇論”到90年代“日本式制造體系沒落論”，評價結果左右搖擺，偏差很大。這種評價的不斷變化背離了生產和開發現場的實際狀態，多數情況下明顯受到了周圍環境的影響。 進入21世紀后，曾經在相當一段時期內推動美國經濟增長的IT泡沫最終破滅，上述論調又開始轉向。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一度壓倒日本企業的美國汽車企業的財務狀況開始失控，曾主張“脫離制造業”的眾多美國某汽車企業CEO最終被解職，接任的新領導層宣布“回歸制造業”，在歐美汽車產業界，對所謂的豐田生產方式再次進行評估又成為一大趨勢。在這一背景下，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許多日本汽車廠家在2001年獲得的利潤創造了歷史新高，2002年日本車在美國汽車市場上的占有率也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評價的變化再次被財務業績等結果所左右。

    另一方面，與繁榮的汽車產業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同一時期業績低迷的家電和電子等產業卻籠罩在所謂“中國威脅論”的陰影下。20世紀90年代以來，憑借廉價勞動力等成本優勢，中國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越來越高，也就是說，今后日本企業必須在各種領域里與中國企業及中國生產基地進行生產分工。

    自李嘉圖的國際貿易理論問世之后，國際經濟的基本理論就是“每個國家的企業應該專注于他們擅長的技術（有比較優勢的領域）”，日本與中國也不例外。如上所述，具備某種生產特點或工藝特點的產品，如果靈活運用日本企業的“產品制造能力”，就可以保持較高的市場競爭力。當然，企業必須要比以往更加清楚自己所擅長或不擅長的領域，而對于那些無端地認為“日本制造業完全崩潰”的個別論調，只能說它對財務業績的反應有些過度。這樣的反應無法形成健康的中日生產分工理論。